陳平：中國調結構，到底怎么調——與吳敬璉、林毅夫商榷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三條道路

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學家都主張深化結構調整。問題是向什么方向調整？這里有三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條，讓市場主導調三次產業的結構，走美歐東亞過去三十年走過的“去工業化”老路。包括發展房地產、金融、醫療、養老等服務業（世界銀行2013，吳敬璉 2006，2014）。市場自由化，放任房地產和金融泡沫擠出低端制造業。如果走美歐日本的老路，中國過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長，將可能在十年之內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國家的“依賴經濟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第二條，由經濟外交主導，調過剩產能的出路。吸取美國戰后馬歇爾計劃資本輸出和購買資源的經驗，利用中國充分的外匯儲備，收購國外的資源，投資國外的基礎建設，出口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林毅夫 2012）。如果目前“一帶一路”的外向型戰略能夠實現，估計中國會保持二十年制造業的繁榮，經濟增長率可能維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兩大不確定性。第一，假如國外投資可以順利進行，參照德日戰后崛起的經驗，中國在20年內將面臨更嚴峻的國際競爭環境，使國內的競爭優勢難以保持。第二，中國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為首的西方勢力，完全可能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對外投資中制造種種麻煩，來增大中國的投資風險。筆者認為，中國資本和設備的對外輸出，有助于打破美國的金融霸權和外交圍堵。但在目前的軍事與科技能力條件下，不能對外向經濟戰略的國際風險掉以輕心。

筆者認為，更重要的還有第三條道路，就是由長遠戰略規劃為主導，調整中國不合理的生態布局和產業城鄉布局。使制造業持續高速增長，結合國內的國土改造而非出口導向為基點（陳平 2008，2012a，2012b)。

如果把開發大西北的計劃拓展為西水東調、國土改造、城鄉對流、分區發展，并建立“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史正富 2013），來引導國內的長期投資，則中國至少可以維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長，速度可能在8%-10%之間。在國土改造的基礎上，再全面推進資本和設備的輸出，就穩居世界的制高點，沒有敵對勢力的搗亂空間。

筆者以為，第三條道路，是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基礎。在第三條道路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推進“一帶一路”的第二條道路，將有助于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并引領21世紀的世界，重建后美國時代的國際秩序。

西方現代化經驗的借鑒和中國發展歷史的教訓

回顧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曲折，筆者認為有兩個教訓應當吸取：一是一種傾向否定另一種傾向，缺乏歷史和全球的視野。例如，啟蒙運動一切以西方為標準，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學蘇聯的計劃經濟，就全盤否定西方的市場經濟。

二是盲目引進，無視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其他國家的前車之鑒。例如，片面強調美國規模生產和日本出口導向的經驗，忽視中國多山少地、人均資源缺乏的自然歷史約束，導致華北水資源的嚴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污染嚴重、房價高漲、制造業發展難以持續。在追求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忽視了生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城鄉布局的規劃。

中國在西方深陷經濟危機的今天，必須重視西方模式的教訓，避免前人走過的彎路。中國的發展也要與時俱進，從“摸著石頭過河”，到“觀全局航海”。要重視西方的失敗教訓，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國自己的道路。

1 .西式藥方帶不來增長潛力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有兩個動力：第一是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在西方面臨全面經濟危機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許多經濟學家意識到發展內需的必要。問題是中國內需增長的潛力在哪里？西方傳統的出路是刺激消費。然而在金融危機和就業的雙重壓力下，高負債、高消費的老路顯然難以為繼。第二是農民工進城，在沿海房地產價格和勞工成本急劇升高的情況下，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面臨日益嚴重的障礙。

在金融危機后仍然相信新古典經濟學增長趨同論，亦即迷信西方普適模式的經濟學家，主張降低制造業發展速度，提升地產金融醫療等服務業，輸出低端制造業，可以提高市場經濟的利潤率；同時加快推行市場主導的城市化和福利制度，可以刺激居民消費（吳敬璉 2011，2014）。他們相信，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務市場化，足以推進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使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升級到世界銀行倡導的所謂“高收入國家”（世界銀行 2013）。

迷信西方模式的人，似乎忘卻了世界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的歷史和現實。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幾百年，市場化并沒有解決多數國家、多數人口的發展問題，包括美國的貧困階層。

西方發達國家加上日本的總人口約6.9億，占世界人口10%，卻控制世界90%的資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資源。中國人口近發達國家總和的2倍，韓國的27倍。中國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畝，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不到俄國的七分之一。中國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離海岸線的平均距離卻是日本的55倍。

中國天災頻繁，要保障龐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來就在興修水利和國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戰國時代以來，中國沒有什么“無為而治”的政府能穩定存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先后在國際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如希臘、意大利、荷蘭、英國和東亞的日本、韓國，都利用了他們離海岸線近的地理優勢擴張海上勢力。

后起的法國、德國、美國和前蘇聯依靠國家的力量發展科學、教育和規模經濟，才得以趕超海洋國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傳無法掩蓋資本主義擴張的炮艦政策和資源掠奪的歷史。

筆者從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出發，質疑華盛頓共識2.0版的市場化結構調整。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國人口是發達國家的兩倍，人均資源不僅遠少于西方發達國家，而且低于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西方發達國家過去三十年實行的去工業化，發展金融和醫療為主的市場服務業，不僅無法提供充分就業，而且造成空前的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動搖福利制度的基礎。

第三，中國過去三十年，依靠出口加工和基礎建設吸收的農民工穩定就業，估計也就幾千萬人。拉美和南亞巨大的城市貧民窟，和美歐日益嚴重的種族沖突和非法移民，說明同一個根源：即西方模式的規模經濟和自發市場的城市化，無法解決多數人口的穩定就業。

典型的美國案例告訴我們，即使美國模式也難以為繼。最近震動全美的警察槍殺黑人青年引發的弗格森騷亂，充分說明西方的“高收入困境”遠比中國潛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更為嚴重。

發生騷亂的弗格森市位于美國的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大都市區，2013年的人均GDP為48736美元，在美國大城市中排名第36位；遠高于中國深圳的22198美元，北京的15216美元和延安的9947美元。

但是，中國即使二三線的大城市，也沒有弗格森那樣高犯罪率的弱勢群體（黑人）聚居區。而弗格森的情況在黑人區里面已算不錯，是中低收入人群為主，當地還有愛默生公司、波音飛機工廠、制藥公司等高端制造業，以及密蘇里大學、醫院等高端服務業。美國房地產市場造成的經濟種族隔離成為美國大城市常見的種族騷亂的溫床。

第二個案例，是美國蘋果公司的高利潤，并不能創造美國的高就業。紐約時報發表的關于蘋果公司的深度調查（Barboza 2012），發現蘋果公司的巨大利潤留在美國，但是創造的就業只有5%在美國，大部分產品的制造在亞洲，主要在中國。

美國公司無法和中國企業競爭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技術、產權、勞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經濟學忽視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國產業集群的工業生態結構。

以蘋果手機Iphone為例，產值的58.5%為蘋果公司的利潤，中國工人的比例僅1.8%，韓國的利潤為5.7%，日本的利潤僅0.5%（寒竹 2012）。以為技術加產權可以保證國際競爭的壟斷地位，或本國勞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經濟學加媒體制造的形象，不是國際競爭的殘酷現實。蘋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續維持這樣的高利潤。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必須是中國模式的共同富裕，協調發展。中國決不能重走西方和東亞國家走過的高消費、去工業化、房地產泡沫、虛擬金融和城鄉分離的老路。

2. 中國的自主發展模式，超越日德

中國建國頭三十年建成獨立自主的科學與工業體系，改革開放的近三十年不但成長為GDP大國、貿易大國、外匯儲備大國，而且在空間、核電、高鐵、衛星制導系統、通訊和國防工業上位居世界的前三名，國防和金融的獨立能力超過德日。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新中國發展的速度遠超西方和東亞國家。綜合麥迪遜（Maddison 2010）、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合國的數據（換算成1990年國際美元），中國人均GDP從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開放從978美元到201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國62年類似的發展道路，英國分別花了600年和368年（總計968年），法國用了700年和268年（總計868年），德國700年和269年（總計969年），美國200年和132年（總計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總計972年）。不要忘記，中國人口的規模超過前面所有發達國家之和，控制的資源也少的多。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來證明經濟增長的收斂趨勢，完全無視中國的道路創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發展規律。

應對挑戰需要遠見政府和持續創新

對中國經驗抱有疑慮的人，擔憂的是中國經濟的兩個特點，所謂大政府和大國企，會成為繼續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認為事在人為。中國問題和西方問題有個共同點，就是短期行為，忙于救火、無力防災，小病拖重。中國建國的基礎是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不只是五年計劃。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國文化追求戰略眼光。誰優誰劣，看誰能走出新的勞動分工模式。

為此，首要問題是認清中國的國情和發展的障礙，然后才能選擇中國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鑒西方經驗可以解決中國問題，那何樂而不為？如果西方辦法解決不了中國問題，就得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理論方案的選擇不能先于現實問題的觀察。目前西方經濟學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all”（不同的腳穿一個尺碼的襪子），譯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經驗各異，失敗的病癥皆同。

1. 轉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費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機，日益暴露美歐經濟的衰落趨勢，使許多人質疑東亞經濟出口導向模式的可持續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呼吁成為熱門之議。對轉變方向有大體兩種不同的主張。

一種主張是繼續仿效美國的經濟模式：從投資和出口轉向消費和內需。提高國內消費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資，提高社會保障，放開資本管制，讓人民幣升值并轉換為世界儲備貨幣，放開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進城市化和土地的規模經營，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產泡沫，讓低端產業出走以逼迫產業升級。

更有人主張全民瓜分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以此來促進居民消費。似乎中國有條件重復西方走過的道路來提升人均消費水平。

我以為這是當前最危險的空想資本主義。其來源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論。伯南克的主張是荒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養老依靠家庭。中國有遠見的家長是投資子女教育，而非留給子女家產，慣壞子孫。這是中國文化優于西方文化的地方。歷史上沒有任何財產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敗之地，只能艱苦奮斗，學習創新。

伯南克主張的實質是回避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人口資源不平衡、而西方老齡化社會日益依靠外來移民的困境。即將面臨老齡化社會的中國，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費、產業外移、地產泡沫、經濟危機的老路。

2. 能源和生態危機限制了消耗資源、節省勞力為特征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經濟學增長理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忽略地球資源對人口與能源增長的限制。美國大張旗鼓地宣傳世界貿易失衡，卻不提人口資源失衡，是因為西方不愿意放棄殖民主義建立的經濟特權。

以美國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電力和22%的石油產量。美國、日本、歐盟三者的人口總和為9億，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發電量的40%，石油生產的43%。相比之下，中國人口13億，占世界人口近20%，電力消耗世界發電量的20%，大致相當，但石油僅10%。假如中國的發展目標是人均GDP以及相應的能源消耗趕上發達國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而非官方匯率計算，人均GDP美國是中國的6倍，日本歐盟是中國的4倍，但按人均能源消耗計算，石油消費美國是中國的9倍，日本為5倍，歐盟為4倍。

簡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資源節約勞力的分工模式不可能持續。美國主導的以金融自由化為標志的全球化危機，不是貿易自由主義日益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而是加速轉向資源帝國主義和資源戰爭。美國的軍事開支幾乎占世界總軍事開支的一半，比僅次于美國的前20強國軍事開支的總和還多。

相比之下，中國對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變缺乏清醒準備，可能使中國成為大國中最缺乏戰爭意志的國家。追求消費而非追求健康發展的民風，使這一代艱苦奮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間轉化為歐美般的驕奢之族。英美式的貴族教育將斷送中國老一代打下的基業，值得國人警惕。

美國醫學家呼吁美國人學習中國飲食方式的同時，中國居民卻在仿效美國快餐與奢侈文化大吃大喝，醫療開支追隨西方模式急劇增長（Campbell & Campbell 2006，翟鳳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價加產權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齡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農民變成新的食利階層不勞而獲，沿海制造業可能重復美歐房地產擠出產業外移的老路，使房地產泡沫轉化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最后終結中國蓬勃向上的增長趨勢。

這就是為什么我堅決反對目前國內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為我們正面臨五百年來未有的歷史變局。中國不但要改變英美式勞動分工的耗能模式，還要創建新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態困境。

3. 中國發展戰略的兩手準備

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戰略思想從來是兩條腿走路，做和平發展和應付戰爭的兩手準備。沒有遠慮，必有近憂。

中東和南亞人口結構極為年輕，但是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失業率非常高，包括年輕的大學生失業嚴重，成為目前中東和南亞社會不穩的主要經濟根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和親美軍事政權的倒臺會加劇美國歐洲在中東的軍事卷入，使西方軍事力量短期內難以轉移到東亞。如中東動亂繼續20年，則中國可以再爭取20年和平發展時間。

中國如果利用此時間迅速調整經濟結構，加快科技和國防的獨立發展，就能在21世紀確保世界的領導地位；避免世界大戰，并限制中國周邊的局部戰爭。如果盲目樂觀，脫離國際大勢來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費和金融泡沫，導致產業出走，社會不穩，則中國將重回動亂反復、受制于人的歷史覆轍。

再造中國路怎么走？


西方和東亞的歷史經驗表明，如果結構演化受市場拉動，一定追逐短期利潤，損害生態環境的長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態危機和金融危機，必須用遠見政府的長遠規劃，引導市場的長期投資，才可能發展綠色經濟，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和印度、巴西、俄國、印尼等發展中大國相比，中國的優勢在溫帶氣候，劣勢在缺乏資源，所以必須依靠人民的競爭力和科技發展。和歐洲、美國相比，中國的劣勢在生態環境和經濟布局，優勢在語言統一，有中央集權和區域協作的傳統。所以，中國有可能在結構轉型上克服舊有利益集團的反對，優先發展綠色經濟。

1. 西水東調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國的龍頭

目前，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來自生態限制，尤其是水資源的瓶頸（冀朝鼎 1981，陳平1979，2004，鄧英淘2010）。西北過度開墾導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黃河面臨斷流威脅，長江正重復黃河的命運。奧運會期間，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犧牲山西河北的農業用水。

建議中國制定20年與50年發展規劃，要求各屆政府分期實施。認真研究從西藏南部往黃河、長江源頭調水的系統工程方案，和從渤海引水到內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風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徹底改變中國南澇北旱的局面。中國有能力開發水電、風能、光電、核電，并改善煤電的環境問題，但是必須建立能源生態委員會統一規劃，科學攻關，制定標準，指導市場，實現先進技術和規模經濟的結合（鄧英淘 2010）。嚴防利益集團固守不可持續的舊技術牟利害民。

2. 發展社會統籌下的市場調節，鼓勵非盈利的社區建設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產業利益集團的沖突。中國問題的焦點在地區與部門利益的矛盾。解決電價與煤價的矛盾，可以試驗煤電聯營。原有的工業部體制有產業政策的優勢，國企劃歸國資委按資產管理，強調保值增值的目標，忽視的是產業升級。不如按產業集群組建大學基金會，對研發、生產、營銷、兼并進行綜合經營，還可減少收購海外資產時西方對國資的障礙。

中國目前啟動的金磚發展銀行和亞洲基礎建設銀行，加上未來可以建立的上海國債市場，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權，抑制國際投機資本，發展新的國際金融秩序。

中國要用新的全民終身教育體系來填補宗教缺失的社會精神真空，改變未富先奢的社會風氣，根治腐敗的社會土壤。為此，必須嚴格限制美國式的虛假商業廣告，限制驕奢淫逸的消費方式，普遍建立財產登記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稅。推行城鄉統一的收入申報和納稅制度，才能發展健康的信用體系，打擊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間。

區分創新性和寄生性的財產收入，分類征收累進財產稅和累進遺產稅，解決市場經濟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軟件建設必須與硬件投資協調，建立企業、事業、軍隊、行政機構嚴格的會計和理財制度，建立有國際競爭力，又杜絕投機的金融體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覆轍。

中國必須建立新的發展指標體系，修改城市化的定義和標準。中國的城市化不能實行英國式的圈地運動，搞美國式的超大農場。城市化不能把80%的農民趕進城市但是沒有穩定生計，成為紐約或孟買式的貧民窟（陳平 2011b）。為了預防戰爭和天災，中國應當保留大約半數人口居住在鄉村和小城鎮，但多數可以從事非農產業，同時鼓勵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職業者，在鄉村有第二套住宅，從而形成城鄉對流、城鄉互動的格局。各地征地補償辦法的差異，鼓勵了攀比機制，對后來的基礎建設產生不利影響。中國在地區實驗的基礎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舉國體制，也要逐步提上議程，否則會造成巨大的體制套利的腐敗空間。

所有這些結構調整，都依賴于遠見政府規劃下的結構布局、地區實驗，和市場的協調發展，依賴大規模的基礎投資和科技發展，決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刺激消費可以企及。

結論和展望

未來學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術改變了工業世界集中型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互聯網的發展，給縮小城鄉差距創造了條件。實現馬克思和毛澤東的理想社會，建設亦工亦農亦軍亦學的小康社會，不是空想，只待規劃。

如能如此，中國將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負之士來中國工作、學習、和定居，從而成為世界創新的排頭軍，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可以用成功的實驗，吸引發展中國家，共同打造新的國際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頭集團順從世界潮流，改變歷史發展的軌道。

孔子設想過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柏拉圖的理想國，統治階級的武士必須是斯巴達式的無產者，而且接受沒有個人私利或短見的哲學國王領導。知識經濟的發展，有可能實現孔子、柏拉圖到馬克思的社會理想。因為從事研發的科技人員創新的動力并非來自私利，而是來自興趣和公心。科學理論的檢驗，不是來自獨裁者的專斷或多數人的投票，而是來自實驗的檢驗。科學團體的自治給社會的自組織發展提供了原型。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技術的應用和獲益卻掌握在少數財團手中，才有無數的戰爭、貧困和腐敗。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實驗中，地方政府的競爭和貧富地區干部的輪換，創造了中國新的選賢任能的治理機制，成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國改革的不足是理論落后于實踐，軟件的發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資。如能把中國改革的實踐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論化，中國模式的定型和傳播，可以期待。

中國文化強調整體思維的生命力，這和當代復雜科學的整合方向不謀而合。西方式勞動分工節省勞力，但以消耗資源為代價，不但爭奪資源引發戰爭不斷，爭奪市場造成周期性的就業危機，而且持續積累廢熱廢料帶來全球暖化和生態危機。美國科技的力量足以毀滅地球幾百次，卻無力解決貧民窟問題。中國文明歷來追求節約資源、吸收人力，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可以兼顧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發展方式，從保障物質文明向發展精神文明過渡。在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發展之道的探索才剛剛開始（韓毓海 2009，陳平 2010，史正富 2013）。

我們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鼓吹的極端個人主義無視生態約束，凱恩斯經濟學沒有結構理論，奧地利學派否認政府是自組織系統的關鍵組元。馬克思認識到世界演化的規律，但是低估了中國和東亞的歷史貢獻。

中國文化的整體論和現代的復雜科學相結合，可以提升中國改革發展的經驗。中國的機遇、協商、試驗的創新社會，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會競爭共存，并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看不見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協調之手，因為資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變化和人的適應力是無限的。中國民族不懼上帝，但是尊重歷史的裁判。讓21世紀的歷史來裁判西方模式與中國道路，誰更能與時俱進吧。（全文完）

錄入時間：2015/1/24 10:00:33 點擊次數：2847